这一点表现了张载不同于佛、道的儒家特点。
柳宗元不满于儒家的章句之学以及荒诞不经的神怪之论，通过对佛教体用说的批判吸收，提出体用不离的思想，企图建立儒家心性论。[28]《天爵论》，《柳河东集》卷三。
这里，柳宗元接触到认知理性同道德理性的关系问题。他把佛法所言斥之为戎狄之道，指出驱中国之人举行其术[9]的严重性，提出以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理关系为核心的道德仁义是百代不易之道，而且是人性所固有的。[4] 天地是自然界的最高代表，而人是自然界中最高贵的，其所以高贵就在于具有仁义之性。但他比韩愈更深刻的地方是，发现佛教心性论的思辨成分，对于重建儒家心性论是有用的。去其昏而明其性，就是李翱所说的复性，但最大的昏，就是七情，因此，他主张灭情而复性。
[10]《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李文公集》卷十。敢问致知在格物，何谓也？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19]《二程遗书》卷二上。
所谓至命，就是达到了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程颐则认为，性理是生而具有的，虽不离气，却是形而上者，气禀之性则是形而下者，这是两种不同的性。从理上说，它既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法则，又是价值本体，即纯粹至善者。[45]《二程遗书》卷二上。
其实，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两人不仅没有区别，而且共同完成了性理之学。[31]《二程遗书》卷十八。
此只是说心无形体，才主着事时，便在这里，才过了便不见。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29] 又说：安有知人道而有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30] 这同程颢的天人合一说是完全一致的，二人都是从本体论上建立天人一理、万物一性的性本体论。这确是程颢心性论的一大特色。
[26]《答张横渠子厚先生书》，《二程文集》卷二。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只是由于人禀五行之秀气，故有知，能推得此理，物则由于所禀之气昏，故无知，推不得。
[35] 心只是一个心，即主体的心，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他所谓心，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不是离开主体而存在的，即不是无主体的宇宙之心。一方面，人性来源于宇宙本体。
首先，仁是绝对普遍的本体存在。但他否定情也是心，这显然同他的心体用说相矛盾，这一点被后来的朱熹所纠正。
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31] 从理本论出发，建立形而上的道德本体论，由此确立人的本体存在，这正是二程心性论的共同特点。虽是禀受而有，却又是可以改变的，这就是变化气质之说。只是情者感于物而有，才则是禀受而有。程颢确实把宇宙本体论同心性本体论合而为一了，这就显出他在宇宙论上是主观唯心论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在这里，正如程颐所说，不可能分出人和自然、道德律命和宇宙法则的界限。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这一思想运用在心性论上，则提出了心有体用之分，并提出格物致知的必要性。
[17] 他虽然指出恶非本恶，是后天所生的恶，但又承认恶是天理中物，这就破坏了天理的纯粹至善的神圣性。心体就是性体，也就是内在的良知良能。
其次，仁就是心本体，通过知觉之心而存在，故为我所有，只须自存而不须向外穷索。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28] 内外两忘不仅是超越自我，而且是超越万物，实现内外合一的本体境界。
[2]《心体与性体》，台北。[49]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义、礼、智、性皆仁也。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18] 这一段著名的话，代表了程颢心性论的核心思想。
程颢并不反对穷理，理有未得，故须穷索，说明穷理对于实现自我体验即本体认知，具有一定作用。如果内面是一处，外面又是一处，就是道有隔断，性有隔绝，而不是以定为体。
[13] 这里的尽心知性知天，和孟子并不完全相同，倒是同张载的尽心说相一致。重要的是，心体即性不仅是道德本体，是实理而不是空理，而且通过情表现出来，这就是儒家的体用一源说。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天者理也，从心性论的角度讲，心便是理，便是性，这里没有什么中间环节，具有直接的同一性。
[42]《二程遗书》卷二十四。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38]心无形体当然不是说那一块血肉之心，即不是指物质实体之心，而是指观念存在或精神实体，即先验的道德实体。穷至于物理，则渐久后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
因此，他并不同意心有出入存亡之说。二程以后，理学心性论才具有自己的理论形态，无论性理之学还是心性之学，都离不开一个理字，而理不是别的，正是道德伦理的本体化。
因为二程正式建立了理本体论，作为其心性论的世界观的基本前提，这样就克服了周敦颐以无极为本体和张载以气为本体的心性论所造成的理论矛盾。[36]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
但是，他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别的结论，而是回到内在修养和自我改造的传统道路，以成善为其根本目的。[30]《二程遗书》卷十八。
